“党”字之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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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氏家族报  作者：党宝修

“党”是一个常用字，人们对“党”自然是很熟悉的。记得小学那年第一课就是学写“共产党万岁”，而且巧的是我的姓氏也是这个字。原来没有注意这个字的含义，后来年纪渐长，不免产生了对这个字探究的兴趣。

先看作为姓氏的“党”字

党姓在《百家姓》中收录在291位。《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据说是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共收录411个姓，后来经赠补到504个姓。党姓排在291位，可见在宋代党姓就有较多的分布。

党姓的源流有四：一是出自姒姓，是禹王的后裔，为夏王朝全族的子孙，所以历史上称党姓出自夏的后代。上古夏朝时候，王族子孙有许多居住在党项那个地方。那些王族多半姓党。《广韵》中说，西北的少数民族羌族中，有党姓，其中有个叫党耐虎的将军，见于史书记载。又《路史》一书中说，北方鲜郫族人有党姓。鲜郫人也是黄帝的子孙，他们因为迁居到鲜郫山，而得到这个族名。二是出自姬姓，是以地名命名的姓。春秋时期，晋国公族大夫封邑于上党（今天的山西省境内），于是他的子孙后代就以党作为他们的姓氏。三是出自任姓。鲁国大夫党氏，相传是黄帝的小儿子禹阳的后裔，因为被封于党，所以也称为党姓。四是源于项羌族。项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根据《广韵》的记载，党姓本来是西羌姓，后来改为党姓的。回族中的党姓，源自我国西夏党项族。在公元1038年，由党项人元昊建立了历时190年之久的西夏国后，一些党项族人逐步融于回回民族当中，故延用此姓。党姓回族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等地。

党姓望族居住在冯诩（今天的陕西省境内）。根据《姓氏考略》和《郡望百家姓》的记载：党氏望出冯翊郡。汉武帝太初元年设置“左冯翊”的行政区，与“右扶风”和“京兆伊”合称“京畿三辅”。三国魏将左冯翊改为冯翊郡。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韩城以南、白水以东、渭水以北的地区。当代的党姓据我所知，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其中以陕西、山东、山西、云南等地较为集中。

其中，陕西韩城的党家村在秦陕大地的角落里熠熠生辉，近来年随着“民居瑰宝”的美誉声名鹊起。古时候，这里的人们盖起高堂广厦，筑起堡垒碉楼，坚守着自己的香火与财富；如今，他们的后代修缮墙垣，广纳游人，依然在这里坚守着祖先留下的屋宇，和行将淡漠的古风。元志顺二年(公元1331年)，党姓始祖党恕轩，由陕西朝邑县逃荒至此，落脚开荒种田谋生。100多年后，明洪武年间，贾姓始祖贾伯通，从山西洪洞县迁居韩城经商，第五代和党姓联姻，其子在明嘉靖四年（1525年）定居党家村，成为党家村的第二大姓。至今党家村依然由党贾两大姓氏组成，外姓极少。

党姓家族原以务农为生，而贾姓却有经商的传统，乾隆年间，贾姓创立了“合兴发”商号，经营日用杂货、木材、瓷器、茶叶、药材等，在河南与湖北交界地带发了大财，成为巨商。在贾姓带动下，党姓也加入了经商行列。道光至咸丰年间（公元1796~1861年），是党家村经营的黄金时期，传说往老家运送银两的骡马络绎不绝，号称“日进白银千两”。与此同时，党家村大兴土木，进入了持续百年的建房高潮期。全盛时，党家村建四合院数百座，还有泌阳堡和几十座哨门、祠堂与庙宇。清末民初，战乱不断，应对有方的村人就不再经商，回归故里，安然守护着祖辈的财富且耕且读。

再以后，党家村衰落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的厅房、哨门以及戏台被拆毁。直到80年代中期后，在日本建筑学会青木正夫先生的推动下，中日双方组团对党家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阻断了拆毁旧房的进程，这些民居瑰宝才保存下来。近年来，党家村被命名为“历史文化保护村”，列入“国际传统民居研究项目”， 2001年6月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乡人得以坚守故宅。迄今为止，党家村有320户人家，1400余人，建村已有670多年历史了。

党姓先人知名者有：1、党祺，宋代进士，他的文章很有名气。2、党进，宋朝武将，因为征伐太原而立有军功，被朝廷任命为“忠武军节度使”的重要职务。他身形魁梧，忠心老实。3、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祖籍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父党纯睦任泰安军录事参军时，举家迁奉符南城(今泰安市岱岳区邓家庄)。大定进士，金代文学家、书法家。历任城阳军事判官、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学士承旨等。著有《竹溪集》，今佚。其诗入《中州集》，词入《中州乐府》。党怀英性喜山水，常以诗酒自娱。入仕前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吟诗。党怀英工书法，有“独步金代”美誉。当时泰山一带碑刻多出其手笔。由他篆额、杨伯仁撰文、黄久约书写的《大金重修东岳庙碑》，被誉为“三美荟萃一碑”。泰山谷山寺尚存其书刻“玉泉”及《谷山寺记碑》。大安三年(1211)卒，葬于奉符西旺村(今泰安市郊区北集坡乡西旺村)。4、党还醇，字子贞，明朝时期三原人。天启年间进士，知休宁县令。他勤于工作，处处为民着想，政绩很好。崇宁间，清兵攻击，他守住城堡，英勇抵抗，但是最后因为援兵没有及时赶到，城被攻破，他自己也因公牺牲。5、党崇雅，明末清初宝鸡人。天启年间进士，官至户部侍郎。崇祯年间，李自成在四川造反，因为党崇雅在朝廷上的言论失当，被定为从贼罪，被革职。明亡清初，顺治年间授以他原来的职位，累升到国史院大学士，加太保。兼太子博。后来因为年老体衰而退休。6、党茂，祈州人，明代武功知县。7、党湛，清朝名士，人们称他为“两一”，因为他说过的两句话传遍天下。他说：“人生须做天地间第一等事，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可见他的雄心壮志。8、党蒙，清朝翰林。字养山，号泌亭，生于韩城党家村，家境贫寒，12岁前不曾穿过袜子。幼年随父到甘肃古浪县学官署读书。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只身赴京赶考，连中三元，入翰林院。后经考试入刑部，任主事、外郎、郎中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奔陕。党蒙随诸臣往潼关迎驾，受到赏识，委任为云南临安知府。党蒙为官正直、尽力尽职，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清官。直到现在，党家村的人们依然时常提忆起这位先贤，他是党家村的骄傲。据说前些年，山东有部传统戏曲就叫《党蒙办案》，讲述的就是党蒙作为钦差，赴山东秉公执法，拒收重贿，依律诛杀贪官污吏的事迹。党蒙六世孙现在尚生活在韩城的党家村。

古代党姓的党，音掌，故党姓中有一支以音为姓，成为掌姓。后掌姓中又分出以音为姓的仉姓。即仉姓起源于党姓，原本为春秋时鲁国大夫党氏之后。孟子的母亲即为仉氏，以择邻教子出名。我的故乡党家山村距传说中的孟母村仅8里之遥，党家山村的东面6里处为仉林村。仉姓多分布在鲁郡、琅邪郡、敦煌郡。其中鲁郡在西汉初置鲁国，三国魏及晋代改为鲁郡，在今山东省曲阜、泗水一带。琅邪郡在秦始皇置郡，相当于今山东省东南部诸城、临沂、胶南一带。敦煌郡在汉武帝置郡，在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

再看过去的“党”字

追探起“党” 字的本意和来历，“党”字在古代是一个贬义词，指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集团，由此衍生出偏袒之意如党同伐异和亲族如父党、妻党之意。党的繁体由“尚”和“黑”组成，说明不是光明正大的。“党人”是“小人”的同义词。

中国古人把“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关于君子和小人的问题，孔子、孟子、朱子等历代“子”辈高人，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大文豪欧阳修还有一篇脍炙人口的《党朋论》，故在此对君子和小人就不多罗嗦，只简明介绍一下君子、小人与“党”的关系。

古人云：“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有共同利益的小人们，在利益的驱使下组成一个集团，这样的集团就被称为“党”。现代汉语中还残留了一些含有 “党”字古意的词语，比如“死党”、“恶党”、“结党营私”等。因为商人是重利的，违背了“君子重义”原则，所以在古代中国，商人历来都被认为是小人，经商牟利也被认为是小人行为。古人以为当官者必须具有君子风范，商人属于小人类，因此没有政治地位，在朝廷中得不到重用，绝少能当大官。

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党人”事件。汉桓帝时期宦官专权，士大夫官僚遭排挤不得志，只好聚在一起发牢骚骂时政，当时称之为“清议”。宦官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成为暴发户后，对那些平时看不起他们，甚至把他们蔑称为“刑余之人”的士大夫深恶痛绝。宦官向汉桓帝告发士大夫们沆瀣结党，诽谤朝廷，向全国通令逮捕“党人”，前后共有数千党人被捕。汉桓帝下诏将这些“党人”革官归里，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连党人的门生、故人、父子兄弟及五等以内亲属，也遭禁锢不得做官。这就是所谓的“党锢”事件。

宋徽宗时，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入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徒。党人的亲朋子弟也受到种种政治迫害。

明神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士大夫官僚又遭排挤，他们不免又聚在一起“清议”，讽议朝政，评人论物。魏忠贤给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周围的失意旧官僚文人，扣上“东林党”的帽子，搜捕治罪。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均被迫害致死，其它东林党人也被列榜，布告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入党人名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名誉。

上面“党人”、“元祐党”、“东林党”中的“党”均是贬义词。中国古代把重利轻义的小人集团称为“党”，所以古代的民间团社没有自己把自己称为“党”的。古时大一些的团体称“会”，小一些的团体称“社”，比如同乡会、哥老会、会馆、诗社、画社等，现代汉语也还有一些词沿用“会”和“社”的古意，比如学会，出版社，通讯社。

古来中国一直崇尚君子不结党。《论语》说：“君子不党”；《墨子》说“不偏不党”；《书经》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则，王道正直”。朱子把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人评为君子的典范，赞他们： “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后来皇帝在大殿里也挂上“正大光明”的匾额，意在声明本帝志在君子，不近小人。

中国古代为什么赞赏“君子不党”呢？因为一个人一旦加入一个集团，就不得不考虑到集团的利益。一些自己本来不赞成的事，为了维护集团的声誉利益，只好装聋作哑，甚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所以一个人一旦加入了党派，他就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与正直，这自然被崇尚独立正直的君子所不齿，因此中国古时的君子总是孤家寡人。

然而中国的“君子不党”传统，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孤立的个人君子，往往敌不过小人的党派组织。中国历史上小人掌权的时间远多于君子掌权的时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小人结党，君子不结党，很容易被小人党派各个击破。西方传统则是君子小人都结党，再加上选举，小人得志就不那么容易。


最后看看现在的“党”字

展开现在的各种媒体以及人们的日常口语中，党员、党委、党风、党报、党组织、党纪国法等等都是常用语。“党”在中国现代的文化圈里，无疑是一个褒义词。那么“党”字是什么时候由一个贬义词变成褒义词的呢？

这还要从辛亥革命说起。最早的革命组织叫做“同盟会”、“兴华会”等，没有自称为“党”的组织。日本明治维新后，一切向西洋学习，但那时大部分日本人不通洋文，必须把洋书翻译成日本人能看懂的汉文。最让翻译头痛的是洋书中一些汉文里没有的固有名词，比如“citizen”，“parliament”，“party”，只好凭自己的体会创制新词。日人翻译本来不甚精通汉文，不知怎么就把“party”翻成了“党”，于是日本出现了“自由党”、“立宪党”等政治团体。当时清政府的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还曾经撰文嘲笑日本竟然出现了自称为“党”的组织。

不过黄遵宪的笑声未落，中国也出现自称为“党”的政治组织。辛亥革命的革命家都是日本出身，日人用什么词，他们就用什么词。革命家不仅把“总统”、“总理”、“书记”、“干部”等官名照搬进中国，还把“党”也带进了中国。按照中国传统称法，“党”是贬义词，可是革命党人救国心切，也顾不得日人翻译的汉文是否确切合适，一味囫囵吞枣生搬照套，于是中国就有了共产党、国民党等新词。

现在中国人似乎已完全接受日人对“党”字的理解，忘记了中国古代“党”字的旧意。现在我们说的“党员”“党人”，已与古代的“党人”有完全相反的含义，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语言的发展进程。象“同盟会”“九三学社” 之类的称呼，感觉上就要好一些。

现在又有一种新趋势，就是把古代旧意中的“党”改称为“帮”。中国古代 “帮”是暴力团伙的代称，与小人集团“党”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可是人们往往顾不得这些词语规范，在必要时把“党派”改为“帮派”；把“结党营私” 改为“结帮营私”；把应称为“四人党”的称为“四人帮”。

中国的政治旧传统根深蒂固，那些自以为是君子的人往往不合群，自傲不凡，孤芳自赏，做事不与别人“同流合污”。中国的君子们历来推崇隐士，推崇谦让，不像西方的政客那样赤裸裸地竞争选票、争夺政权。中国君子的“不结党”原则和“谦让不争” 风尚，自然让那些结党又不谦让的小人处处占便宜，君子和小人斗，基本上都是君子输。这可以说是我们文化传统背景需要改造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