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简化字总表》后,就有人说“党”字的繁体是“黨”。此论以偏概全了。“党”字古己有之。有文字记载以来,党项族和党姓均写“党”,而非写成“黨”字。姓氏中,我们不能说“党”是“党”的繁体字,也不能说“党”是“黨”的简体字。所以,只能说现代“政黨”之黨,“党”才是“黨”的简化字。 多年来,印刷体中和匾额之上均以“黨”为党字繁体而有用之。此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还有以《说文解字》为据,说“黨”是形声字,否认其为会意字。其理解也不全面。鲁迅先生曾说,‘从来如此’,从来如此,就对了吗!?《说文解字》称“黨”是形声字,也有商榷之余地。形声说者认为,“黨”字中,“尚”为声旁,“黑”为形旁。此论值得商榷。成语有“形形色色”,可见“形”“色”有别。“形”可触知,而“色”只能视知。“色”是无形的,“形”则是色的载体。人类造字时以“雪”色为白色,以“墨”色为黑色。反之,也未尚不可。可见颜色是人的意念所致。既然如此,“黨”之黑旁称为意旁,也未尚不可。说“黨”是会意字,也不为过。正如此,造字理论形声说和会意说之后,又增加一个“会意兼形声”说。造字理论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羌”形声字,“羊”为音旁,儿为形旁。“党”亦为形声字,“尚”为音旁,儿为形旁。“羌”字,“儿”底何谓形旁?这与西戎(羌族)牧羊人有关,“儿”酷似牧羊人跑步驱赶羊群之姿态。“党”字亦然。两字又是会意兼形声之字。“羌”字会意兼形声容易理解,而“党”会意兼形声,让人费解。试析,古代 “尚”即“上”。其后,“上”多指上天,上苍,上帝,与神学有关;而“尚”与社会学有关,如《尚书》为上古历史文献,儒家经典之一,记载的多是统治者和社会各阶层奉为法典的最高统治者的文献,有些铸鼎公示。故,“尚”指社会最高层。在此意义上讲,党之“尚”旁亦为意旁。
中华党氏,有人说有羌人血统,有人说羌之别种(两说是同一种意思)。有人谓之“党项羌”或党项族,更有人称因其居于党项之地,故姓氏汉化为党。其实均指同一氏族群体——中华党氏。中华鼻祖夏禹立国且世袭,当然居于社会最高层,“尚”也。请看上文,中华人类造字时和统治者将文字规范化时,已经有意无意地“照顾”到中华党氏的基因的来源。
当今社会还有人讨论夏禹是汉人还是羌人的问题。笔者认为,不要说夏禹后裔,就是夏禹本人亦是羌之别种,或曰已汉化的羌人,并非是其后裔才汉化。夏禹父子治水,子又立国,将中华大地分为九州,夏禹父子已经不是高原以游牧为主族群的成员,而是定居且以稼穑为主的族群成员。其治水主要是为改善稼穑区域的生产条件,而不是游牧区域游牧条件,游牧人随水草丰裕之地随时迁移,无需定居。夏禹及其族群不定居,何来“三过其门而不入”;而该“门”就是稼穑区域内的夏禹家门。
人类的基因是很难退化的,饮食、习惯亦与基因有关。现今中华党氏还存有“羌人”多少基因呢?据说古代高原羌人以牧羊为生,食以羊肉饮以羊奶。而羌之别种或曰中华党氏大多数人羊肉及羊奶均不喜之。显然,“羌”之基因达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可见,中华党氏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羌族之后裔。
中华党氏迅速汉化也与生育观念有关。自古以来,中华党氏族内不得通婚,否则,全族共殊之,共讨之。这种族规比现代婚姻法学上的禁婚制度更为严格。这种古代的朴素的生育观比现代优生学更优,它也是羌之别种的主因,它促成了中华党氏的良性繁育。
党殿杰 2017年3月撰于上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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