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陕西党姓的演变与延续

dangyongqiang

2012年，困惑中的我找到宁夏大学西夏学院研究姓氏的一位博士，我希望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合作做陕西党氏课题，不用我太费劲就能引起对方的兴趣，可惜他的导师不同意(导师杜建录：博士生导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主任)，明确告知西夏课题太多忙不过来。

得确西夏的故事太多了。当我走进西夏，知道了她的辉煌，才驱使我更执着去跟踪研究党氏的渊源。朋友很碗言，把查阅的资料传我：

《金史》卷61《交聘表中》：“（世宗）大定十二年（三月）己巳朔，夏武功大夫党得敬、宣德郎田公懿贺万春节。”北朝胡姓中有“党”姓，且出自西夏党项。

《元和姓纂三十七荡.氏族略四.党氏》：本出西羌，姚秦将军党耐虎自云夏后氏之后，代居羌豪。

《魏书》卷3《太宗纪》云：“泰常四年六月，冯翊羌酋党道子遣使内属”。又同书卷914《王遇传》中有：“遇字庆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据此，可知冯翊党氏，确系羌族，明元帝泰常中归魏。

……

这些资料都来源于文献，但说明了陕西党氏源流至今没有专业西夏研究者涉猎，还是在书本中寻找答案。

我们来分析书本中党姓的起源：出自姒姓、出自姬姓、出自任姓……。当把千年的历史缩成几十个字，就成了概念，没有一处起源是错的，因为我们的起源都是炎黄子孙，但这样的概念文字造成了我们对随族而姓的党项后裔的淡化。

我们再看看这概念化历史的表述，给我们党氏带来的误读：根典籍《广韵》的记载，党氏本来是西北党项羌族姓氏……据史籍《路史》一书记载，古代北方有鲜郫族人有党氏……而近几年来在西夏研究成果庞大的文献资料中，西夏党项民族拥有十来个姓氏中没有党姓。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会有单姓存在吗？但在概念化的表述文字中，就能看到党姓的影子。党姓起源中有：源于党项羌人的姓氏。党项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根据《广韵》的记载，党姓本来是西北党项羌姓，后来改为党姓的。其中有个叫党耐虎的将军，就是出自此支党姓。但这段文字的声音总是很微弱，仿佛元朝阴魂末了似的，而就这段文字，才是陕西党氏渊源较准确的焊接。

陕西，这个各党氏来源的聚合地，究竟由那一支系源流成为主体？这是确定最真实纯粹的西夏后裔的答案，这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的史金波（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他的西夏研究所办公室在西三环的中央民族大学内，史老很少到建国门社科院大楼，我仿佛与史老有某种必然的联系，竟两次在社科院大楼见到他，起初见史老远远的迎面走来，我萎缩的靠在一边给史老让出道来，我用沉默送走了他的背影，心里拥上不解的委屈，心里咕哝着：史老啊，我会去找你的。党氏群体今天不再沉默，历史对我们不公平，为什么陕西西夏后裔被滞留在了民间？陕西有太多的西夏故事，缺少专家们的触角。过后史老告诉我，史老明确了陕西有随族而姓的党项后裔。有多少呢？我不能再问，因为答案在陕西民间里，这答案要靠我们自己。

陕西的西夏后裔历史的渊源，其经历了蒙元时代的强势政策，元朝后华夏民族的退化，近代史的屈辱，大革命的战乱，文革的浩劫，改革后迅速发展带来价值取向的改变，这一路折腾下来，给传承和记忆带来的消耗和末知，已出现在我们的前辈人和下一代的认识中，这潜意识的承在会导致记忆的消失，这些都需要全国的党氏宗们携手共同努力来复苏。挖掘曾被摧毁的历史，从阅我们的祖辈创造的辉煌，动情于党项民族的优秀。

要研究党氏历史，正与反的驳论很重要，古老的党姓始祖后裔在那里？历史记载那些党姓名人的后裔在那里？与陕西没有关联的党氏在那里？中国强胜时期的唐宋，也是盛行建立家谱之时，为什么这些古老党氏家谱文字沉默得无踪无迹？为什么我们只能看到元朝后党氏的家谱记载？我依然还走在路上，探索和考证这一个答案。因为，这是进一步解秘陕西党氏渊源的关键词，也是各党姓源流融合为“天下党姓一家人”最准确的解释。

全国的党氏宗亲，对这一群体的体形像貌之相似性大家都有共识。我们总能在党氏他人容貌中，或记忆起自己的过去，或看到了前辈的影子，或想起了嫡亲远房的什么人。这样的相像并非是一种隅然，这唯妙之处是出自同源的痕迹，让我们感受到这血脉相联的神奇。不管是开心一笑还是惊讶的发现，这种感受都直达心灵。这种同宗之痕反应在容貌上，在大中华汉族中不会有，因为汉人是各民族的大融合体，只有在一个区域里生活了几百年的少数民族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就像我们看我国现在的少数民族体貌特真的差异一样。而且在性格上也能体现出来，党氏者，性情急燥、热情、率真，这都在党项起源的文献记录中能看到。因此，我相信“全国党氏一家亲”。

2011年5月，我先后走访了宁夏省、甘肃、青海。此时的银川市，正是国家财政投入巨资在恢复和打造西夏旅游业。银川市系原西夏王朝的首府（兴庆府），再不见昔日的烽火狼烟，那些兵戈与厮杀都已封存在历史中。在建中的西夏博物馆里陈列的实物依稀折射出这个昔日王朝帝国的灿烂和辉煌，雕龙石柱、石马、琉璃鸱吻、碑文、书籍文献、石雕、佛经、佛画、瓷器、钱币、官印、鎏金铜牛、复制的古塔、壁画等等，这些出土文物和残缺的经卷上铭刻着这个古老王朝的踪迹。还有一处处的遗迹：银川市西夏区西郊贺兰山下号称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中的西夏文，张掖的西夏大佛寺，青铜峡的西夏108塔，莫高窟中的西夏人壁画，以及残留下来的西夏寺院佛塔、古城驿站的废墟、绘画雕塑等等。流连于此，我不禁为党项族民族的智慧而感慨，探幽党项帝国传奇般的故事，让所有靠近她的人都会勾起无限的遐想。

我考察了那里的党氏村，也查阅相关资料，那儿的党氏者大多没有祖辈的文字记载，不清楚祖辈几百年前，为什么徙步来到这里把他们留在了今天？这些从陕西迁往宁夏、甘肃的党氏，原都是陕西的移民，在元朝期间和之后，是由于耕地与人口不平衡的发展呢？还是魂牵梦萦的家乡情结？作为陕西的客家人他们再次选择了迁移原籍，可以合理的推测，在元朝期间和之后的中国西北边很贫困，前往中原或往南方向都不缺选择，这些党氏的先辈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在那个封杀的岁月留下的阴影，他们的沉默，他们对原籍的记忆，对孕育家乡的属念，他们的再次迁移从新建设家园，今天那儿的党氏后裔，他们是否知晓隔着那么长的岁月之河，先辈们从中的经历有过多少动人的故事。

宁夏有个长滩村，现在已成为旅游之地，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距离中卫市区100多公里，地处宁夏、甘肃两省交界处，是黄河进入宁夏流经的第一个村。南长滩因黄河在这里转了一个大弯，几千年来经河水环流冲刷淤积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河滩，面积195.4平方公里，四周群山环绕，高崖耸立，怪石嶙峋，使得深山里的南滩村几乎与世隔绝。这一个神秘的村落大多数姓拓（后因婚姻有其他姓氏迁入），属鲜卑族，是西夏后裔，村人保存有完整的族谱。

据考证，蒙元军队灭西夏国后，西夏党项族人拓跋氏一支为避战乱，乘羊皮筏逆流而下，发现此地依黄河岸边土地肥沃，于是定居于此隐姓埋名生存下来。上世纪80年代，西夏学泰斗李范文先生考察南长滩村，认定这个村庄是西夏人的后裔，这是党项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消失以后，迄今发现这个古代少数民族最鲜活的载体，现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历史文化名村”。

在黄河水的润泽下，长滩村人数百年来精心经营，使其从荒凉的不毛之地逐渐演变成一个居住有150多户人家800多人口的村落，村民在河滩边种植生长着已有三、五百年的梨树和枣树面积已达400亩，现在村民每户人家以养羊为主，最多的一户达几百只。长滩村数百年来不被外人所知道，堪称“世外桃源”。我去时南长滩还没有对外开放，村支书拓守清介绍说，目前这个村最大的困难就是交通不便。

我是通过一条已干涸、又坎坷不平的古河床把车开进去。一路颠簸中碾过零散被风化了的鹅卵石，那儿是天然的露天煤矿，有黑山峡之称，河床两边是呈黑色的群山林立，沟壑叠生，巍峨而冷峻的黑石头透露着西北的粗犷和沧桑，只有零星的树枝，在微风中翻动的树叶子在阳光反射下灼灼发光，给人带来生命的希望。

忐忑不安中终于听到了黄河的奔腾声把车停在了古渡边，对面就是长滩村了，村民使用的是无动力牵引的铁质渡船，借用两岸的铁缆绳和水流的力量摆渡，用人工手摇松紧缆绳的原始方式，把车和人送到了对岸，放眼望去，长滩村在黄河臂弯中的这一遍绿洲和土坯房，像一块翡翠镶嵌在黑色的石头和黄色的河水之间。奔流的黄河开山劈石，在这里绕了个大大的弯形成了弧形半岛，千年来冲积成一片土肥水美的河滩，仿佛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长滩村人依靠母亲黄河水来灌溉农田，将文明与富裕一代代传承下来，全村与外界唯一沟通的方式，是一部仅有的手机，还得爬到山坡上才能接通信号，就是这样一座闭塞的村庄，竟然还走出了一位博士生。在村里，我见到了73岁的文化人、村发言人拓兆正老人，侃侃交谈中，他偏着身注视一下我的头说：“鲜卑族拓跋氏人的头有特点，头大，头圆，后脑宽、大、平，还有性情急躁。”我下意识摸摸自己的头，似寻到了什么？觉得这一路辛苦真值，由衷的开颜一笑。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关键，至古以来，经济推动文化发展的规律没变，就象今天，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迎来了国家古老文化传承方式的提升和促进时代。过去中国在贫穷落后时，成吉思汗成为精神力量，我们把中国的版图推到了欧亚。当中国崛起后走向平和，开始冷静思考元朝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元朝强权统治时期，老百姓贫困潦倒，经济的落后，社会结构的演变，民族品质退化。西夏党项民族的灾难，也是中华民族的损失，八十年代我国的西夏专家终于得有机会去前苏联（一九0八年、0九年，俄国人两次带着骆驼队进入原西夏甘肃的黑水城，进行大规模的挖掘后带走了各种文物，现存于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之后，英国人，日本，美国，瑞典人都到黑水城盗取过大量文物带走），专家们在圣彼得堡 “东方研究所”看到那些浩瀚的西夏文物时，忍不住伤心地哭了。我们试想西夏国如果延续下来发展到今天，又会是怎样呢？陕西是西夏的发源地，陕西也把西夏留在了最后，这西夏移民的集结地，把西夏重文的习俗潜移默化影响着代代臣民，他们象黎明前天上炫目的星星，带来一抹曙光又绽放大地。

西夏国以儒学治国呈现出的繁荣，经历几百年后已植入到这个民族的血液中，不管劫灭或禁止，只要人还在，血液就在流淌。文化在体的物质没有了，非物质的依然在潜意识中，这基因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只要有了土壤就会发牙。

文化人喜欢经济人，经济人爱上了文化人，这人性的规律就在六百年前的党氏家人和贾氏家人身上发生了。党家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以务农为生的始祖党恕轩历经33年的艰苦创业，至长孙党真于明永乐十年（1414）中举，党氏家人正以小农经营原始积累时，从山西来到陕西韩城经商的贾伯通夫妇出现了，书卷气的党家乖女和精明商人的贾家儿子，更是一见钟情，这个谁爱谁的企机谁都不愿意放却，得感谢贾家人的介入让党项人的儒学基因迅速拓展起来。党贾联姻后，党家人依然保持了勤奋好学的品质，受贾家人的影响，过后党家人也跟着做生意了，这才有了现在著名的党家村。这现象就像当今奋斗中的文化人，最终经不起经济的诱惑一个样，但文化是根，不能丢。

党项人的文化基因的影响在全国还有许多案例。被专家认定较有代表性的有河南的濮阳县东约20公里的柳屯镇，这里有4千余西夏党项族后裔，均为杨姓，他们保留有一本珍藏了600多年的书《述善集》（待实地考查），起初编者为杨崇喜，杨是唐兀人，唐兀人是蒙古人对西夏国遗民的代称。柳屯镇杨姓人，属于降投后随元军转战各地，迁居于濮阳的西夏人的后裔。

这本保存了西夏一支遗民的完整历史资料，其行成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从1358年杨崇喜初编成书后，经后人多次补编和续编，直到1629年，历经271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现在的《述善集》。这271年，大概也是杨氏家族比较兴盛时期，因此才有可能各支裔多人续编、补编和重编。《述善集》成为杨氏（唐兀氏）家族精神财富，在家族内部流传达600余年。19世纪末杨氏家族愿将此“祖传秘宝”公之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财富。
   

《述善集》共分三卷：一、《善俗卷》；二、《育材卷》；三、《行实卷》，内收记、序、碑铭、诗赋、题赞、杂著等共75篇，保存下来的元代西夏遗民资料相当丰富，综观全书，可以将其史料价值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面记录了西夏遗民徙居河南濮阳区域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史籍中全无记载，幸赖《述善集》抄本的发现，才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了依据。
   

二、具体地记录了西夏遗民汉化的进程。濮阳西夏遗民的汉化，在《述善集》中反映甚多。其姓名的汉化最为明显，生活习俗的汉化也在《述善集》中多有记载。
   

三、濮阳西夏遗民非常重视儒学，《述善集》全面记录了濮阳西夏遗民创建崇义书院的过程。对杨氏家族创办崇义书院之举，《述善集》多有记载，是研究元代教育，尤其是西夏遗民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四、多方面记录了濮阳西夏遗民与汉或其他民族通婚融合的情况，随着这支西夏遗民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自第六世以后，汉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五、保存了大量元未明初的佚诗、佚文，大多为称著于史的文化名人所撰。值得注意的是，《述善集》所收之诗文在后世保留的涉及诸位作者的文集中均未见收录。《述善集》中所收《龙祠乡社义约》是迄今所见我国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乡约，反映了理学对西夏遗民的深刻影响；唐兀崇喜撰写的《祖遗契券志》是罕见的元代整理家藏契约响档案的珍贵记录；《伯颜宗道传》更是详尽记录了元代哈刺鲁人伯颜宗道的生平，同时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在河南濮阳一带的活动情况。
   

这支西夏后裔与陕西西夏后裔选择逃生的方式不同，按蒙古人的惯例，投降免受杀戳，他们选择了归顺，随蒙军打宋朝去了，他们没有生活在蒙古人追杀的恐惧中，他们留下了记录文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地域生活了几百年的西夏党项民族，有太多的文化特性相似之处。

《述善集》记载：党项人起初受到汉、藏、女真、契丹等多种文化的影响，其中以受汉族文化影响最深。李元吴建夏前后，即广泛吸收汉族的儒家文化，并模仿唐宋建立典章制度，还借鉴汉字创造西夏文字，儒家经典在西夏广泛流传，并被译成西夏文字，西夏后期与南宋、辽国、金国相鼎峙等等。

濮阳唐兀氏就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并具有较高儒学修养的西夏遗民。据其中《碑铭》所记，唐兀人闾马到濮阳后，除置庄建宅，“好学向义，勤于稼穑”，“常厚礼学师，以教子孙”。对乡人“家贫好学者，悉为代其束惰(代交学费)”。闾马的治家格言是：“宁得子孙贤，莫求家道富”，故其子孙14人皆遵祖训，都以“贤”为字。闾马还出资办学，闾马去世后恭人孙氏育子成才，其子忠显公(达海)建立乡约，同起初《述善集》编者杨崇喜的后人，继承父祖遗志，共同建成了崇义书院等等事绩。

当今社会的变革给我们了机会梳理党氏的历史、恢复祖辈遗传的记忆，重新拾起党氏人曾经的辉煌。党家村也迎来了国家提倡传统文化复新的最佳时期，感谢我们的先祖，感谢他们那穿越历史烟云的睿智，赋予了我们的今天。

西夏党项民族建制没有了，党项人还在，他们的精髓还在，物质文明的摧毁，没有颠覆党项人的精神，他们携同党项人的文化特质融入到汉族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这文化特性在党项人集结的地区反映出来，在陕西渭南再一次崛起，他们沿袭了祖辈“勤耕勤读”的品质，培养出一批批人材。党家村的党项后裔把祖辈儒学文化家训的延续和运用，体现了党项人文化特性的璀璨，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供献，是中华民族文教中的典范，是民族发展之本，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和树立的标杆，也成为了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特别推荐的家训教育的案例。今天的党家村不仅仅属于党氏家族了，她是华夏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西夏党项人精神……永存！（完）

作者简介：党赤，重庆人，袓籍陕西合阳，重庆市政府外侨办在编干部，2002年到北京原国家建设部掛职锻炼留京，2005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课题至2012年结束，其后退二线，现国家科技部科技产业转形中心做地方产业服务。

——以上内容节选自党赤《陕西——西夏党项移民的集结地(初稿)》